2019年我国为什么要个税改革

1、2019年我国为什么要个税改革

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国内居民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以来，这项对居民个人收入征税的制度已经实施30多年了。其间除了在起征点、中央和地方分享等方面进行过调整，在基本税制上没有变化。个人所得税制度关系到社会公平和广大群众福祉，理所当然地受到全社会关注。1.分项计征所得税造成逆向调节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对个人所得并不综合计税，名义叫个人所得税，实际是工薪税、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、企事业承包经营所得税、劳务报酬所得税、稿酬所得税、特许权所得税、股息红利所得税、财产租赁转让所得税等众多税项的组合，如表1所示。在个人所得税名义下，各种所得分别计证，执行各自的税率。其中，工薪所得按7级累进税率征税，其它大致按比例征税。这就造成收入越多元税负相对就轻，但如果集中为工薪收入，负担就重。1般情况是，越是高管高收入，收入来源就越多，而中下层人群，主要靠工薪所得，由此造成税收的逆向调节。据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》显示，在城镇居民5等份分组中，往往人均缴纳个人所得税增长最快的是中等收入组，而不是高收入组。2.工薪阶层与劳动者税负偏重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，对工薪所得按累进税率征税，即以劳动报酬为主来判断个人收入水平并实行累进税，加重了工薪阶层和劳动者的税务负担。个人所得中，有些是直接生产或付出劳动所得来的，比如工薪所得、个人经营所得、劳务报酬所得、稿酬所得等，有些则不是直接劳动所产出，也可归为非劳动所得，比如股息红利所得、财产租赁转让所得等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保护劳动者，鼓励劳动创造，限制寄生食利是题中应有之意。但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对工薪劳动所得累进征税，对钱生钱或吃租金等收入则按比例征税，这样1重1轻，与我们的价值观和市场机制都形成背离，客观上助推了经济脱实向虚和不劳而获的价值导向。3.单1扣除标准违反税收公平原则。工薪所得税前单1的扣除标准未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。以工薪所得扣除标准3500元来看，所对应的纳税人往往有各种不同的家庭情况。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家庭的青年在城市工作，有的做公务员，有的做公司员工，有的做快递员，他们付出劳动，每月收入可达6000元到8000元，甚至更高，但是他的家中很可能有务农的妻子，需要供养的老人和孩子，全家就靠1份工资，他在城市还要租房；相对于另1个家在城市的青年，有房，父母都工作或有退休金，妻子也工作，同样都按3500元扣除后缴纳工薪税，这无疑是违反税收公平原则的。还有更直接的例子：两口之家，家庭工资收入都是7000元。甲家庭丈夫和妻子每人工资3500元，乙家庭丈夫工资7000元，妻子不工作，结果同样是家庭工资收入7000元，甲家庭不用缴纳工薪税，乙家庭则每月要缴税245元的工薪税。由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不考虑纳税人的个案情况，类似的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。4.扣除项目少，不利于居民消费。扣除项目少，使中低收入群众税负重，不利于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。中国个人所得税除了对工薪收入实行单1的扣除标准外，对其它劳动收入的税前扣除项目很少，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、单位福利、政策奖励与赔偿方面，对广大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项目几乎没有专项扣除。而市场经济国家的个人所得税，对于纳税人的家庭、生活、教育、发展等方面则有诸多的政策支持，包括赡养老人或儿童的费用扣除，孕妇的费用扣除，多子女的负担扣除，居住用房的贷款利息扣除，私人养老、医疗、意外保险费扣除，本人与子女的教育费用扣除，工作费用扣除，捐赠扣除等（见表2）。这些项目不仅是许多家庭的未来支出重点，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方向。在国家促进消费、拉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，个人所得税的这种局限性已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阻力和矛盾焦点。5.个人所得税与整体税收不协调。个人所得税是政府调节居民收入的手段，应当服从党和国家大的政策目标。虽然中共十8大报告、十9大报告以及以前的报告精神，都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，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、实现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。但是从中国有个人所得税以来的30多年历史看，GDP总量年均递增15.1%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只递增了12.7%和11.9%。而同期个人所得税年均递增28%，不仅高于经济增长，也大大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，这与保障居民合理的收入增长，让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更有获得感是很不协调的。另外，中国税改的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，相应降低间接税比重。但是我们在个人所得税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，未能及时降低增值税等间接税收入，既增加了广大居民的个税负担，又未能抓住时机优化税收结构，客观上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，未能发挥累进型直接税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。